寬霖老和尚俗家姓王，名天，四川省新都甚人，清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、歲次乙巳的四月二十八日生。他的家庭是農村佃農，生活貧困，一家人三餐不繼。十二歲之年，他的父母寫下「捨白」（即賣身文契），把他「捨」給新都福建綰寺 ― 舊時兒童出家，兒童的父母必須寫一張捨白給寺廟，聲明兒童出家後，父母即與出家者斷絕一切關系，此即俗語「出家不認家」。

民國六年（1917年）的四月初八日，他的師公常參老和尚、和師父衍悟法師，為他舉行了剃度禮，給他取法名寬霖、號廣深，派字廣澤。

 十五歲 (1920年) 的時候，蜀中名剎、成都的文殊院估戒，寬霖在師父衍悟法師的安排下，到文殊院受三壇大戒。寬霖圓戒之後，留在文殊院參學。他在文殊院前後十年，奠定了佛學基礎。

民國二十年（1931年），寬霖二十七歲，他向文殊院告假，出外行腳參訪，朝禮天下名山大剎。他自重慶抵達上海，轉往寧波，在四明山觀宗講寺，入弘法研究社受學，聆聽諦閑老和尚、寶靜法師講天台教觀。後來以成績優良，寶靜法師命他擔任弘法研究社學監，及觀宗講寺堂主，依寶靜法師學習古典文學。三年之後，赴杭州參訪，向摩塵、心慈、靜修等法師求教法義。並曾到蘇州報國寺為印光老和尚禮座、及依德森法師修習淨土法門。後來曾隨侍寶靜法師同去九江，登廬山禮遠公祖師道場，時值黃龍寺方丈圓寂，寺中兩序大眾推請他代理方丈。

 民國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，重慶華嚴寺方丈宗鏡法師，一再函邀，請寬霖法師返回四川，到華嚴寺講經。寬霖返回四川重慶，先後在華嚴寺、三學精舍講經。

 民國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回到成都，先後在照覺寺、寶光寺、綿竹祥符寺、峨嵋山毗盧殿等道場宣講經論。由此道譽日著，緇素欽仰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（1944年），回到文殊院擔任藏主，潛心研讀大藏經，並講授佛學。三數年後，出任堂主並兼代知客。
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，寬霖法師仍駐錫文殊院，先後擔任知客、監院等職務，協助老方丈道悟禪師管理寺各。

 1953年，老方丈道悟力他傳法授記，由他接受衣鉢，出任文殊院住持。當時新中國成立未久，不斷的展開各種政治運動，如減租退押、三反五反、反右鬥爭、大煉鋼、社會主義教育等，使得全國的出家和尚都疲於奔命。

 1961 - 2年，發生極為嚴重的自然災害，農村中餓死者不計其數。災害過後尚未恢復元氣，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。
　

1966年夏天，「十年浩劫」的文化大革命開始，在打倒牛鬼蛇神、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下，全國的寺院多受到破壞，出家人也多被趕出寺院，遣返原籍參加勞動改造。做為成都名剎文殊院方丈的寬霖法師，首當其沖成為紅衛兵鬥爭的對象。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，紅衛兵到了文殊院，對寬霖法師先後多次的批鬥、毆打，戴高帽、罰勞動，施予種種精神上的虐待。是時老和年逾花甲，他以佛家忍辱的精神，忍受種種肉體上的痛苦，精神上的屈辱，但是他堅決不離開寺院。他困守在文殊院中，率領著一些未離寺的僧眾，堅持護寺工作，盡量使文殊院的建築設施，和所珍藏的歷代文物減少損失。
　

1978年改革開放，落實宗教政策，寺院恢復活動，寬霖老法師被宗教部門重任為文殊院方丈，負起清理和修繕文殊院的重任。經過數年努力，修繕工程告一段落後，文殊院恢復舊觀，繼而開始了寺院弘法活動。老和尚為法忘身，以八十餘歲的高齡，為了佛教的復興，他席不暇暖，奔走各地，講經弘化。

1986年，寬霖老法師又受命兼任雲南省雞足山祝聖寺方丈，他不顧年邁途遠，到雞足山晉山視事，以後并常去照應寺務。

1993年春，文殊院舉行傳戒，寬霖老法師任得戒和尚，遍能老法師任羯磨和尚，惟賢老法師任教授和尚。1990年代前後，他先後主持了文殊院、寶光寺、祝聖寺等大寺院的首次傳戒法會，戒子遍及四川雲貴各地。1980年代以後，寬霖老法師除了擔任文殊院方丈外，先後擔任成都市佛教協會秘書長、副會長、名譽會長；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、會長；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，及成都市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、四川省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等職各。

1995年，世界拜佛會禮聘為副會長。

1999年6月8日，寬霖老法師世緣告耳，在成都文殊院示寂，世壽九十五歲，戒臘八十夏。